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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行政行为的这一功用可以从诸多层面进行解读，如具体行政行为是实现行政权的基本手段，具体行政行为是行 政主体对法治进行控制的方法，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制运行中的外在表现之一等。

实践结果为议会采用全年制会期，即从10月第二个星期二开幕，至次年10月第二个星期一停会。但是，如果有组成人员由于自己担任的其他职务而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开会51.6天都嫌长，这只能说明他们并不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不理会修宪原意。

第五，议决预算案所需时间。(三)1982年《宪法》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的修宪原意 1982年修宪强化全国人大制度可考虑两个方案：健全全国人大。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第一次在其宪法理论中正式承认超短会期制的不方便。[3]这些建议和评论到底基于何种标准?代议会期的基本原理和精髓是什么?当代国家普遍采用长代议会期的原因有哪些?代议会期在宪法中居何地位?笔者以为挖掘代议会期的原理及精髓，有利于推进代议会期研究，也有利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期制度的完善。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应自觉地将其频繁地向代议机关报告工作视为行政行为的一部分，甚至将此种行政行为理解为其全部行政行为的灵魂。

作者：蒋劲松，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与代议机关的职权和组织相比，代议会期属于代议机关权力运行的基本程序。然而，在民主制下，行政机关派生于代议制并服务之。

若多国宪法对同一事项作出类似规定，则说明许多国家对该事项具有共识，其极有可能触碰到某种原理。国会具有双重职责：立法和代表。第二，将议会议决规范修改为：全体会议应按照永久议决规则辩论和表决预算案，该规则应确保议会各个政治团体表达其意见的权利。[15]这一洋溢着革命激情的宪法借全年制代议会期表达推行人民主权的政治意识。

甚至外交谈判工作也将自然地转交给他。此说的玄机在于，如果委员长会议执意要缩短会期，那么，他可以运用其拟定会议议程草案的权力，倒转因果。

其二，它造成宪法实施中对代议会期问题的处理缺乏确定性。其一，它造成宪法自身的缺陷，即缺乏基本的程序规范去规范代议权力的运行。既然宪法将其定名为常务委员会，为其列举18项职权，而其中的解释法律、制定法令、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又耗费时日，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应有大量的开会时间。所以，从代议会期的角度看，为参议会设常驻会，实质上即对短会期理念的变通修正，其要义在于人民代议机关的常设机关要经常开会，即实行某种长会期。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承认，短会期不足以让人民代议机关行使权力。后果之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实际会期由短而超短。然而，几十年实践后，有领导人承认，由于全国人大代表人数较多，不便经常进行工作、行使职权。若采用前者，途径不在实体：历史教训说明全国人大发挥功能的障碍并非全国人大缺乏职权，而是其基本程序特别是会期未得保障。

周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与议程研究》，《清华法学》2008年第5期。[34]陈寒枫：《论完善人大常委会的会期制度》，《人大研究》2007年第8期。

[40]显然，委员长会议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三)1982年《宪法》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的修宪原意 1982年修宪强化全国人大制度可考虑两个方案：健全全国人大。

苏联宪法整体上缺乏程序条文，导致1954年《宪法》制定者以为，宪法无须规定代议会期。在新中国的各部宪法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54年《宪法》]和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82年《宪法》]对人大制政体的规定要优于另外两部。可惜，第二届没有坚守这一优良传统，至第三届则一落到底：其总共10年任期仅开一次会议，为期15天，年均1.5天，而此时，人大制度的发展也陷入低谷，足见代议会期的状况直观地反映代议制民主的健康状况。前引汉密尔顿的论述告诉我们，美国宪法如此缄默，其实是默认了3-6个月的代议会期理论。例如，比利时宪法规定议会各院每年开会不少于40日。如果中国共产党坚信短会期足以让人民代议机关行使权力，那就没有任何必要为其设置常设机关。

第79条要求财政部长于新财政年度启动前至少1个月向议会提交预算案，由其按照永久议决规则表决之，该规则应确保议会每个政治团体表达其意见的权利。[25]又如研读宪法条文的规定，《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161-163条列举的共和国议会的职责达28项。

1954年《宪法》缺乏代议会期规范，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苏联宪法的双重影响。人民的意志宣告于宪法之中。

[17]笔者专函请教赞比亚议会国民议院官员，西西莉亚·斯卡特勒答复：赞比亚议会的任期为5年。对策是：为参议会设置常驻会，代理参议会的部分职责。

他在第5章专门阐释代议机关的正当职能，提出了最终后控制权概念，称固然代议制的实质在于一个国家的真实的最高权力归于人民代表，然而有待研究的问题是，政府机器中，由代议机关直接和亲自履行的职能和发挥的作用是哪些……[8]他论断：人数众多的代议机关不宜从事管理。少的，开一两次，有时一两个月不开会。由于我国宪法将对它自身内容的解释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5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这里说的会期为一年应该指全年都处于会期当中。

胡乔木则进一步将何谓比较经常的开会具体化了，即要经常到跟一个经常工作的国会差不多。毋宁说，此谓民主执政方式，即政府官员在代议机关如影随形的监督中执政。

一些国家的宪法只要求会期之间的间隔期不得超过6个月，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宪法。[11]代议会期的基本原理亦复如此：政府越强大，代议机关就越应该实行长代议会期。

汉密尔顿关于代议会期的论述提出了一个考虑代议会期长短的新理由，即节约政府经费。代议会期传统理论影响着我们对代议会期的基本原理和精髓的洞察。

易言之，思考代议会期的长短，必须以政府与人民[或其代议机关]的关系为根本着眼点，而代议会期的宪法功能是使代议机关全程掌控政府的活动，并受到主权者的监督。组成人员中，有的认为时间有些短，发表意见不够充分，建议延长时间。[3]这些建议和评论到底基于何种标准?代议会期的基本原理和精髓是什么?当代国家普遍采用长代议会期的原因有哪些?代议会期在宪法中居何地位?笔者以为挖掘代议会期的原理及精髓，有利于推进代议会期研究，也有利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期制度的完善。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代议制的实践出现过的两种情况也值得注意。

但宪法不直接规定长代议会期，可能会产生两种后果。概而言之，当代宪法对代议会期的规定共有四种情形：不予规定。

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义在于经常开会，那么，规定这一基本程序就是宪法的职责。它的绝大多数征税建议也需要征得议会的批准。

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应自觉地将其频繁地向代议机关报告工作视为行政行为的一部分，甚至将此种行政行为理解为其全部行政行为的灵魂。财政部长应考虑该委员会的意见，至迟于新财政年度启动前40天向议会提交预算案，即增加了财政部长在议会常规会期开幕之际向议会的主管常设委员会提交预算案环节，并要求该委员会辩论预算案。